前些年，笔者有幸结识了重庆的邓星先生。小邓是江城生意场上的文化人，业余爱好收集人文史料，得知我从事地方志研究工作，给我一份《明代内江士族之邓氏家族》资料。明代中晚期，四川内江邓氏的名声很大，文中“邓九容在保康县令任上颇有政声”一段文字，引起了我浓烈的探究兴趣。

经查，邓九容为四川内江举人，明正德八年（1513）任湖广保康县知县，为建县后第四任行政长官。清同治《保康县志新繤》记载：“时岁饥，设法赈济，全活甚多。政余诣学，为诸生论文义，亹亹不倦，士由是知向学。今祀名宦祠。”史料显示，名宦祠位于旧时文庙大成门外（今楚韵酒店院内东侧），建于清咸丰初年（1851），内供名宦牌位10人，只有3人曾在保康做过知县，邓九容位列其中，其牌位直到民国时期才被拆毁。

邓九容出身农家子弟，弘治乙卯年（1495）乡试会考中举，从此走上仕进之路。他虽然只在保康主政三年，却堪称清廉爱民的好官。尤其赈济灾民、重视教育、改造城市的举动，为一方民众所铭记和追捧，是一位百姓打心眼里敬佩的“父母官”。

封建时代，保康特殊的地理位置，各种自然灾害不断，饥荒时有发生。史书记载，正德初年，保康“岁祲兵扰，民多窜。”建县之初，社会动荡，常有流寇和过往军队搅扰，人们更加难以安居乐业，苦不堪言。邓九容赴任之前一年，境内遭受严重旱灾，夏秋时长达两个多月高温无雨，许多地方的庄稼颗粒无收，冬春季节出现异常严重的饥荒，大批农民外出逃荒，乞讨者遍布城乡街市。

邓九容目睹此情，心急如焚，遂带署员走村串户，几经察看，发现许多百姓以草根、树皮和野菜度日，心中非常难过。当即捐输了自己的俸禄，并动员各地富户捐献粮食，令县丞、里长具体操办，分别在县城和主要街市开铺施粥。当时，保康尚未建立地方粮仓，只有一座官仓设在边境要地，且由荆州右卫官兵戍守，知县无权调度支配。在此情况下，一边发动民间互相撮借调剂粮食，一边向府衙和布政使司呈报灾情，吁请开官仓放粮赈济灾民。在邓九容的全力赈济下，使流窜乞讨、无家可归的灾民“全活甚多”，得救者达数千人。此举，深得保康民众的赞赏与拥戴。

保康县治初创，经济落后，经费困难，加之社会持续动荡，人心不稳，教育更是无从谈起。首任知县苏惠和虽然创建了学宫，但办学条件十分简陋，师资力量薄弱，建县十多年仍无科考取士之人。作为经过层层考试选拔出来从政的知县，邓九容深知越是贫穷落后的地方，越要重视教育、发展教育，因为知识不仅能改变一个人的命运，而且也能改变一个地方贫穷落后的面貌。

邓九容中举后，曾任州府教谕、学正等职，是一位出色的教育管理工作者，他将丰富的教育教学经验带到了保康。任职期间，克服种种困难，将有限的经费向教育倾斜，并发动社会力量为教育捐资，利用政余时间到学宫指导，亲自给学生讲课，不知疲倦地为学生讲解分析文章的义理和文字的意义，常常为批改学生的习文至深夜，还让自家的孩子与学宫的学生一起学习文化、交流心得。邓知县的身体力行，使追求学问的风气逐步向社会延展，学宫的教学成绩也得到显著提高，保康的官办教育逐步走上正轨，几年后便有科考取士者涌现出来。

邓九容对保康的城市建设也有一定贡献。由于县城地形复杂，西北一带地势低洼，极易出现水患等险情。正德初，刚修成几年的城墙，就被洪水冲毁80余丈，时任知县忙于安抚流民，为往来官军筹集粮草，无力顾及恢复县城的市政设施。邓知县上任后，社会渐趋稳定，才得以腾出手来抓市政建设。他根据地理地势状况，重新规划建设布局，对水毁城墙进行重建，并修筑河堤70余丈，城区规模有新的拓展。

受儒家文化的熏陶，邓九容十分注重培养传统思想道德风尚。主政保康期间，推崇礼仪教化，耗费大量精力改造这个五方杂厝穷乡僻壤的土风土俗，对于纯洁流民聚集地区的民风产生了积极影响。

内江邓氏先辈都是种田的农民，邓九容是家族第一个应试取士之人，个人修养和家庭教育堪称典范，给整个家族树立了榜样。其子邓模考中监生，官至按察司佥事、奉政大夫（正五品）；其孙邓林乔明嘉靖乙丑（1565）科考中三甲，赐同进士出身，授官浙江余姚县令，官至都察院右副都御史（正三品），总督陕西三边，邓家由此成为川东地区显赫的官宦世家。

邓九容为官清廉，勤政爱民，颇负政声。在任时，有些得到他关照的百姓为了感恩，常去县衙看望他，偶尔有人带去猪肉、鸡蛋、木耳等物品，他都叫仆人照价付款。卸任致仕后，保康民众仍念念不忘他的恩情，他去世后，将其牌位供奉在县城的祠庙中，以示敬仰。